行政行为的撤回的本质特征是恢复原状。
现场管制系指公安机关针对某一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依法对现场进行控制的行为。在政府管理意义上的管制，大体有交通管制、现场管制、物品管制、行业管制等。
一是，行政强制措施是具体行政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它是一种最终处理行为而不是保障性的中间行为。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处理性决定的执行行为，而且同样根据《行政强制法》第3条规定，不适用《行政强制法》。第一，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限权性行为。此外，也有一些行政行内，它虽然也包含一定的意思，但主要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动作，具有物理形态，因而被称为物理行为或实力行为。
强行驱散、强行带离现场、强行带回原地等手段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7条、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8条、第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53条的规定，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二是，行政强制措施是个单一性的行为，而不是综合性行为。中国司法机关不能根据宪法直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而作为有权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
宪法的政治化实施体现为执政党主导的政治动员模式，而宪法的法律化实施则是以积极性实施为主、消极性实施为辅的多元实施机制。关键词: 宪法实施机制。伴随着法治化进程，中国的宪法实施逐渐由单一依靠政治化实施，过渡到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同步推进、相互影响的双轨制格局。这是中国宪法实施的真实状况，但不是中国宪法实施的全部。
内容提要: 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实施模式不同，宪法审查并非中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权力的下放不仅仅是由中央政府自行决定的。在内涵上看，这种整体的国家形象由三个具体的形象所构成，即：物质文明→富强国家，政治文明→民主国家，精神文明→文明国家。人大的权力从何而来？显然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授权而来，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内涵中的民主之体现。过去这一条保护的是指公民的生活资料。
蔡定剑教授就第十三条第1款的内容解释到： 2004年修宪增加的这一款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的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生产资料。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由于失败而受谴责，而不是由于疏于履行义务。[90] 如果暂且不去考虑治理一词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这一发生学问题，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治理在西方世界已经存在良久。这个事实只是说明了劳动力的生产、劳动力的产出和劳动力本身都是对立的。
之所以要专门就人大的权力做出规定，是因为在治理主权系统中人大居于核心地位。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2）通过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领导来组织实施社会自治。维，是指微观上的解释方法，基本内涵是在解释相关文本规定及宪法制度时，至少要从三个角度入手，这就是所谓的三维。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正如秦晖教授所说：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从小共同体解体导致的‘私有制看来似乎十分‘现代，但这只是‘伪现代。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由此，中国的国家形象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明的，还是法律的，或者说，中国也是一个宪法国家。就宪法文本依据来说，宪法典第三条是以国体Ⅱ为价值指向和制度背景而规定了政体Ⅱ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详见内容可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解释与应用》，载于《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26页。尽管对国体Ⅱ内容的解释是粗线条的，但笔者认为已经揭示了其所包含的根本内容。
第二，公共行动建立在社会意志上，管理机构仅是这种意志的执行者。宪法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人民共和国这个永生的政治生命的结构。
其三，从主体权力的运行方式来看，依据宪法典第三条第1款的规定，主要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另外，对这一条文中的社会主义，蔡定剑教授是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做出解释的。至于培养的内容与目标为何，恐怕在本条中很难得到明晰化的解释，这就需要把思考的方向转换到国体Ⅰ的相关内容上，而在笔者看来，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对培养的内容与目标做出解释，并且核心是有关爱的规定。
[⑦] 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因此，我将八二宪法正文归属于第二个阶段，而将修正案归属于第三个阶段。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同时，若将第一条视为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规定，也需要跨越诸多条文，需要给出精确的立宪技术解释。
[18] 《宪法》最后一章中关于国旗、国徽和首都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宪法建构的人民共和国这个抽象的政治有机体提供一个可供感觉触摸的身体。试想：如果政治主权系统不强调受教育是公民的一项宪法义务从而加以强力规制，那么，其还能通过什么更有效的手段确保公民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接受进而巩固国体Ⅰ的存续？在这一意义上说，这种内涵的受教育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义务，而是一种对他义务。
陈端洪教授基于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关于根本法的陈述并结合宪法文本的其他内容，按照优先顺序提炼出中国宪法内含的五个根本法，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其二，若将宪法典总纲的第一条规定的性质视为一种总括性甚至统摄性规定，就需要解释该条同临近条文及相关条文的逻辑关系，其中最为需要考虑的是宪法典总纲第二条和宪法典总纲中的第六条至第十八条的内容[35]。
[42]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出的药方是：在政治上，树立或建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通过政治革命剥夺剥夺者。比如蔡定剑教授认为受教育权是仅次于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人格权的一种权利，[70]然而，为什么对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做出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呢？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宪法创新呢？很显然，仅仅从重要性角度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40]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们看到了被剥夺的、异化了的工人形象。对国体Ⅰ的三维解释 就国体Ⅰ而言，其核心内容就是执政党、人民政协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第三层是今天主流的自由主义宪政传统，表现为依法治国、私有产权和人权保护，而这个传统与前两个传统在思想基础和政治伦理上，都存在诸多的抵牾。有关政体Ⅱ的核心宪法规定就是现行宪法典第三条，其内容为： 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58] 其次，爱基本上是主观的。不仅在于政治关系，而且还在于政治关系中的政治主权关系。
中国宪法（典）面相 认真对待宪法这一表述的内涵可谓极为丰富：一方面可以表明倡导者对于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的重视，否则，就可能陷入宪法虚无主义的泥潭。这种结构性面貌则是中国宪法典所特有的，同时，这种二元性的结构性面貌也使得中国宪法（典）具有了更加复杂的面相。
其三，通过五个根本法内容的剖析，将中国宪法在整体上定位于政治法，并进而指出了中国政治立宪主义的发展方向。[⑤] 上一款的内容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